义乌摆地摊的地方有几个 宾王夜市 青口夜市？

一个城市的活力不在于表面多整洁，而在于有活力同时也有秩序。”上周五的晚上，北京朝阳区一个酒吧的院子变身为临时的“摆摊”现场。

“地摊经济”话题一出，大城市里的一些年轻人跃跃欲试。

6月初，“地摊经济、小店经济是人间的烟火、中国的生机”成为过去一周线上线下讨论的热点。

白天上班晚上摆摊，生活变得更酷了

上周五的晚上，北京市朝阳区一个酒吧的院子就变身为临时的“摆摊”现场。

数十平方米的院子里，有的年轻人卖起了自己家中多余的盲盒、玩具、包包，有的卖起了自己DIY设计的红袜子，还有的年轻人带着狗进行才艺展示，一时间好不热闹。

店主陈七七自诩为一个老地摊人，从2015年开始，她就陆续参加过“伍德吃托克”这类文艺市集，在市集里售卖食品。2019年，她和朋友租下了社区里一个院子，办起了一间酒吧。

地摊经济话题升温前，陈七七就在思考如何把院子里的空间充分利用起来。直到摆地摊的呼声高涨，来酒吧的年轻人里有做胡同设计的，建议她把空间开放给有兴趣摆摊的年轻人试试。

她在微信群里问了一下，马上引来十几个年轻人报名，不到24小时，地摊就摆起来了。她把酒吧里的桌子拿出来供年轻人放置物品，还给每一个摊位打好了店名标签。在影视行业工作的孙艺箫把自己这些年积攒的盲盒拿出来卖，各式各样的盲盒统一定价39元，不一会儿，就卖出了一个狐狸公仔。“这些都是我平时抽盲盒多出来的，以前会挂在二手平台上卖。”第一次线下摆摊，孙艺箫还搬出了很多平日里不会放上网的盲盒里的小众款，她觉得线下摆地摊和线上最大的不同，是人与人、面对面那种社交乐趣的回归。

前来光顾的顾客表示很怀念在老家的地摊上和卖家砍价的乐趣，而今，人们习惯了网购，电商盛行的时代下商品价格一般都是固定的，“但在地摊上却能重拾这种乐趣”。

学设计的焦冰钰把自己之前做着玩的红袜子拿出来卖，5元一双的红袜子上印着她自己设计的标语。一晚上下来，她卖了80多元。

“很多人觉得只有本命年才能穿红袜子，但我觉得日常穿也很洋气，我配合年轻人的心态设计了袜子上的标语，希望年轻人更加积极向上。”第一次摆摊，焦冰钰还准备了一套完整的销售话术，每个前来问询的顾客都会听她介绍袜子的设计理念。

一双袜子的成本是10元左右，现在卖5元，焦冰钰知道自己是赔本买卖，但作为尝试，她收获了更多新灵感。“不仅卖袜子，我还帮顾客搭配拍照。”焦冰钰发现，摆地摊也是有学问的，要做好产品也要做好服务，当顾客换上袜子之后，焦冰钰觉得他们就变成了一块行走的广告牌。

白天上班晚上摆摊，焦冰钰觉得如果能一直这样，生活也变得更酷了。她希望有机会还能再摆摊，为地摊经济作贡献，但最好是在那种文艺市集。

在很多人看来，地摊经济的类别很多。近年来，一些城市的商圈陆续出现了文艺市集、跳蚤市场这类更吸引年轻人的“地摊”形式，焦冰钰觉得每个年轻人对地摊的理解和需求都不一样，有的人的确为了生计，而有的人更希望透过摆摊，输出自己的风格理念，结识更多的朋友。

在大城市生活多年，陈七七觉得，尽管这一周来“地摊经济”被炒得很火，但地摊在每个城市里遍地开花不一定符合现实，尤其在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中，太多的占道经营和首都城市的功能定位并不相符。

但这不意味着地摊没有丝毫的生存空间。在她看来，大城市里的地摊经济不适合临街占道的方式，倒是社区、商圈可以开放和利用现有的一些空间给摊主。

第一次“试水”在酒吧的院子里摆摊后，陈七七有了更多的想法。有摊主表示可以把试水变成一种常态，每到周末晚上，就开放给他们，酒吧可以收取一些摊位费。

“我考虑更多的是收益问题。”陈七七有一个担心，自己的酒吧院子在小区里，是否能吸引到那么多的顾客是支撑地摊生存的一个关键，“一开始大家可能觉得好玩来摆个摊，但如果摊主赚不到钱，可能这种方式不持久。”在地摊的宣传上，陈七七还在思考要加强力度。

陈七七希望，自己院子里的地摊未来能和社区的需求相融合。她发现，这些年，北京吃早点的小店、小摊越来越少，那些在二三线城市里一出家门就能钻进去吃上一口包子、喝上一碗豆浆豆腐脑的便利让她很向往。她设想，院子里还有一些空的摊位可以出租，她可以招一些有经营资质的摊主来卖早餐。这样，小区的人们每天早上都能不出小区就吃上早点，“地摊并不是生存于夜间，白天也可以开。”

对于目前的地摊经济，一些摊主并不确定，这仅是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临时救急还是能长期活跃的业态。

拥抱地摊经济的同时，也要加强管理

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眼中，地摊经济能把中国最脆弱的群体吸纳到劳动力市场中，这对于恢复就业十分重要，“特别是就业困难的人群”。不仅发展中国家有地摊经济，有的发达国家也保持着这类模式，“这是一个普遍（存在）的现象，不分今天明天，（地摊经济）应该保持下去。”

“但必须要做到进入市场活动时真正面临零障碍。”蔡昉指出，未来，政府应该针对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的生存现状，制定出更有针对性、更接地气的政策。

上周三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·格政视频会议上发布了《烟火重聚：中国个体经营户新冠疫情下的复苏》报告，其中指出，目前一些城市发放的消费券更多关注于大型商超、饭店和线上消费场景，与典型的线下个体经营者还有着一定的距离。而许多日常家庭采买依然依赖于诸如早市、夜市等场景。

因此报告建议，在接下来的消费券机制设计上，政府可以更多地考虑如何惠及个体经营者群体。如一方面可以设计非场景定向的消费券，实现对个体经营户的倾斜，另一方面，可以设计额度较小的消费券，实现对个体经营户的惠及。

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王靖一认为，今天的地摊经济不同于以往，它们将是在数字技术条件下运作的，一个简单的二维码就可以帮助很多摊主让现金收支更便捷，降低现金管理的成本，提高经营效率，而一些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对摊主经营流水数据的掌握，提供相应的贷款、保险等金融服务。

地摊经济热闹的背后，一些人也有着更理性的思考和担忧。有消费者认为，普通的街边摊，除了食物有竞争力，其他的一些小商品在网购时代下，并不具备太强的价格优势。“这些摊主有的也是从网上进货，如果同样的东西网店价格更便宜，我为什么还要去地摊上买？”

有专家也担心地摊经济发展是否会出现一窝蜂、过剩的现象，地摊是否会成为假货的聚集地。针对可能出现假货的问题，王靖一认为，假货不一定是地摊摊主制造的，摊主大多只售卖从其他途径进的货，监管部门还是要采取措施扼制假货的生产源头。有消费者担心，地摊的流动性太大，如果买到了假货劣质品，如何维权可能也是一个难点。

目前，有的城市已经出台相关政策，允许临时占道摆地摊，蔡昉认为，拥抱地摊经济的同时，也要加强管理。“一个城市的活力不在于表面多整洁，而在于有活力同时也有秩序。